据资料介绍：四方坪位于长沙市开福区东北面，城北入城口。临近浏阳河。四方坪的商业中心主要以汽车销售一条街、麦德龙、四方商贸城为主体，商业住宅区主要有左岸春天、科大佳园、时代先锋、四季美景等。住宅区与商业中心相结合，四方坪地区成为了一个适合居住和经商的现代化城区。

上面这段话，是百度上对现在四方坪的描述。１９６５年底我离开这里的时候，这里是长沙市郊区上大龙公社福安大队湖堪上生产队，是块按计划种菜、低价格卖给国营菜场，而按低配量买国家配的粮、油、煤等生活物资的穷地方。

我们全家从八卦山迁移到四方坪３９号的时间大概是在１９５７年底或１９５８年初。四方坪３９号，这只是我们家的门牌号。其实，这里是一排平房，大概有十多套。我在【童年的记忆】中对这排平房进行了描述。这房子质量很差，无厨房，无厕所。

父亲　　黄连生

我父亲黄连生非常能干，搬过来两年后，他在房前又搭建了两间砖瓦房，两房之间用一长木槽接走两边房顶上流下的雨水。右边这间做厨房，前面墙上开了一扇窗，窗下砌了一个大灶台，门开在侧边，门边放一口大水缸、用来盛饮用和生活用水。水是从屋后一口水井中打上来，再用水桶挑回来的。左边那间做堂屋，门开在正面，当作我家的大门。离房前５、６米的地方建了可养２、３头猪的猪圈和厕所。我还在猪圈周边栽了几棵椿树和一兜葡萄树。春天从椿树摘下嫩芽，用开水泡后，再放点盐，吃起来味道蛮不错。葡萄树上也结了很多葡萄，有一年还摘了十多斤葡萄提到丝茅冲去卖。以后几年，附近的小孩都来偷摘，葡萄还没成熟，就被摘光了。

我住到１９６５年１２月，穿上军装，进入军校，在这里共度过了八年的春夏秋冬。

我们家右边是一位姓周的邻居，男的叫周茂爹、女的叫周娭毑。他们家有四个儿子、二个女儿。他们搬到这里来之前也和我家一样住在八卦山，就是我家菜地前的那一户。他们家在整栋平房南端分了四套（厢）房子。他们家右边也有一条小路，往前走是炉锅塘生产队，往后走通往大队部旁的公路。这条公路很简陋，炉渣铺的路面，没有路肩。沿这条路向南经过羽毛厂，在这里分叉。公路在羽毛厂大门正面向南横过浏阳河路、往丝茅冲、德雅村、长沙市七中、烈士公园北门、上大龙等地。这是当时通往市内的主要公路。我上小学二年级时，羽毛厂门口还没有路，是一座小山，后来开挖出一条路。我上中学时，天天都走这条路。从浏阳河路往前到丝茅冲这一段也是用土填起来的。有了这段路的连接，公交车从丝茅冲过来，在这里向左转个弯，并设个招呼站，方便四方坪这边的人上下车。

当时，从市内到黑石渡只有一条公交线路，叫３路公交车。从市内过来经丝茅冲再到招呼站，其终点站是黑石渡。我们去市内从家里走到招呼站乘车，从市内回来也在招呼站下车。我就是从招呼站乘车出去参军的。从部队回来探亲，这招呼站是必经之地。我已有３０多年没有经过这里，现在好像没有了这个站。

羽毛厂大门左边有条小路，可通往大屋山和黑石渡。当年上小学时，也是天天走这条小路。五年级时，因这所小学搬到了四方坪，就没有在这边走了。

我们家左边依次下去是一位姓李的邻居，据说他是从城里下放到我们生产队的。他隔壁是一位姓唐的住户，名叫唐再兴。他妈妈因病去世后他就成了孤儿。小时候还跟我打过架。有一次我把他头皮打破了，出了血。我妈妈把我打了一顿，给他做了两个荷包蛋吃，表示对他的安慰。

他的隔壁住户就是杨五爹即杨仲明和杨五娭毑。他们家的房子是一套半。这三家和我家都是湖堪上生产队的。杨五爹隔壁住的是谁我不记得了。最后是姓张的住户。他家也和我们一样曾住在八卦山，也就是在我童年的记忆中一文中所说的，我们家菜地前面的张家花园。他们家在这里也分了三套房子。据说他家在解放前，土地和财产较丰厚，被划为地主。

沿着他家门前的坡下去就是一条通往大片菜地的小路。小路对面是从下大龙搬来的红旗生产队。他们是插在我们生产队中间，将我们生产队分成两块。我们生产队的社员小部分住路这边，大部分住在红旗生产队的那一边。

在我们住的屋后是一栋大屋，住了李姓两兄弟。这栋大屋还作了一段时间的公共食堂和幼儿园。再往后靠路边还有两户人家，一户姓莫，另一户姓李，好像叫李金贵。他家门前是一条小路，右边是一条大路，北到浏阳河边，南到羽毛厂。

在这里的８年时光，是我人生的第一个转折点，有很多的事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和无穷的回忆。

一，爷爷不幸仙逝：

１９５８年上半年，我在黑石渡小学读二年级２期。老师要求学生每人捐一双草鞋献给修京广铁路复线的民工。我回家跟爷爷说了这事。爷爷不声不响地就打好了一双草鞋，要我把草鞋交给了老师，完成捐献任务。

在爷爷黄麦秋那一辈穿草鞋是标配，凡打工的人不是赤脚就是穿草鞋。也就是说有草鞋穿算是很好的了。爷爷打草鞋的手艺很好。他有一条专门用来打草鞋的长板凳，约一小时左右就可打出一双草鞋。为了让草鞋耐穿，还在编草鞋的稻草中夹上布条。草鞋毕竟是稻草编的鞋，不耐穿，但防滑。

天有不测风云。没想到那年的冬天爷爷就因病离开了我们。爷爷身体一直不好。解放前他生活很苦，居无定所，四处飘零给人打临工，落下了很多病。那年冬天天气很冷，下着大雪，安放爷爷遗体的棺材就摆放在右边第一间房里。

也就是在这个时候，我的第三个弟弟黄有名出生了，出生时大家都叫他小毛，很长一段时间里他的名字就叫黄小毛。黄有名这名字是他长大后，自己改的。

家里遇上这样两件大事，大人们个个忙得手忙脚乱。记得父亲给了我一块钱，要我去离家一里多，位于浏阳河路的小卖部买东西，买完东西后还要找回几毛钱交回给父亲。

因天气太冷，剩下的几毛钱不知何时掉了，弄得父亲非常生气。此事过很多年后，我从部队回去探亲，不小心提到这件事，父亲听后流下了眼泪。现在看来几毛钱不值钱，那时一斤盐才８分钱，一个主要男劳动力一天的工分钱也只有８毛钱。在当时，别说掉几毛钱，就是掉一毛钱也是很大的损失。

出殡的那天，雪停了，天气还算好。在衡阳的满叔黄亮臣也从衡阳赶来长沙参加了葬礼。爷爷的墓地在浏阳河对岸的洪山庙的一片丘陵山地中。我小时候父亲带我去扫过一次墓，后来我离开了家就没有去过了。６０多年过去了，那片丘陵山地已成了高楼林立的繁华商区。爷爷的墓地早已无影无踪了。提起这事，长沙的弟弟妹妹们都感到很遗憾。

二，公共食堂的尴尬：

上世纪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是高举大跃进，人民公社，总路线这三面红旗的时代。其中，办公共食堂是当时全国最非常风靡的事，也是最不成功的事。

我们生产队于１９５９年也办了食堂和幼儿园。在我家的后面，利用李家两兄弟的一栋大房子做食堂和幼儿园。刚开始，食堂办得很好，但后来就不行了。

最早是用甑蒸饭，米饭用几个大箩筐装着，你能吃多少就吃多少，无限制。这种吃法用粮太多，没吃多久。接着改为按人定量，食堂工作人员将米按量放入小钵子里蒸饭，也叫吃钵子饭。

这也没坚持多久，改为按每户新的口粮标准用瓷盆蒸饭。每户一个盆。这时每人的定量很低，盆里水多米少，蒸出的饭已不是正常的米饭而是一盆稀饭。

据说我当时的定量是每天只有老称即１６两为一斤称的６两米，一餐只有二两米。有一次妈妈见端来的饭几乎就是米汤，于是就端着这米汤似的饭去问管食堂的人。经过将人口与定量对照，发现少了一个人的口粮。

在那十分饥饿的困难年代，无端少了一人的口粮，是有意为之还是无意为之，谁能说得清呢？

那时能吃餐饱饭已是一种奓望。有一次姨妈杨静带我去丝茅冲综合商场的饮食店吃了一碗光头面，好吃极了，至今印象深刻。

我弟弟黄国强已进了生产队的幼儿园，杨五娭毑带着这几个小孩。幼儿园吃饭的时间比大人早，但他们也吃不饱。国强弟常溜到我们桌边，妈妈就把她自己碗里的饭菜给弟弟吃几口。

在刚开办食堂的时候，汤是随便自己去舀的。有一次我去舀汤，见李海清在我前面舀汤。他见我也来舀汤就拿起瓢舀一瓢水倒进锅里。那时的小孩恶作剧也多，这个李海清应是顶尖的一个。

食堂的菜按现在的说法是既生态又环保，那时种菜既不打农药，也不用化肥。但那时公共食堂做的菜不仅味道差，而且也不干净。辣椒、豆角等菜里吃出了虫是常有的事，青菜中有异物，甚至有擦屁股的草纸，非常恶心。

芋头，土豆是不刮皮的，而是装在一个长约一米多，直径约４０公分的竹笼里。竹笼上捆一根长竹竿，水塘里架一个支架，竹笼吊在支架上，一人拿着长竹竿，将竹笼在水塘中反复冲动，芋头或土豆也反复在竹笼中跳动。芋头或土豆上的皮大部分就会脱落。然后煮给大家吃。

大概是１９６１年，食堂停办了，仍由各家各户自己做饭吃。在家里自己做了吃，因粮食定量低，还是吃不饱，但比公共食堂要好了很多，至少菜洗得比较干净。但大人们很辛苦，他们不仅要按时出工参加生产队的劳动，还要照顾家里人吃喝。上午有半小时休息时间，美其名曰是休息，其实是让各家各户回家准备午饭，哺乳期的妇女回家照顾小孩。

这个时候的大人就像打仗一样，从地里跑回家，赶忙做完家务事，又跑回地里做农活。大妹黄桂香约一岁左右的时候，有一次妈妈回家煮碗蕹菜，让她坐在没有腿的竹床上，由她用手抓着吃。妈妈就赶快去地里干活。

为了吃饱肚子，只要能吃的都会弄来吃。例如，芋头根，空心菜根以及南瓜叶等，拿来洗净剁碎，煮熟放点盐，就巴拉巴拉地当饭吃。那几年根本吃不到肉，过年也只能吃上猪头肉炖萝卜和芥蓝头。现在吃芥蓝头要削皮，那时是连皮一起吃，还津津有味。

在这艰苦的岁月里，邻里关系非常融洽。张家做几个南瓜饼，李家做了蒿草饼，不管好吃不好吃，都会送给邻里尝一尝。真是穷有穷的快乐，富有富的忧伤。

三，捡煤渣的喜与乐：

上世纪六十年代，四方坪是长沙市的郊区。我们家是郊区农民，专为城镇居民种疏菜。种菜是按上级下发的计划种，什么时候种什么菜，种多少，什么时候收割，供给谁吃都有详细的计划。菜的价格也由政府规定，价格定得很低，农民无定价权。农民的收入是以生产队为单位，按每月完成蔬菜上交的数量和质量的计价的总和，再按生产队当月的总工分相除，获得每分工的工值。每人的收入等于工分值乘当月的公分数。一个正常男劳力工作一整天获十个工分，每天可获８毛至一元的收入。各生产队之间的收入稍有差别，有的生产队略高一点。各生产队只负责按计划种菜，但农民的粮，棉，油，煤等都是政府按低于城镇居民的标准定量供应，给每户农民发放郊区农民粮油供应证。收入少，配给的粮油食品等的定量低，所以郊区菜农的生活是很贫苦的。

家里做饭要用煤，煮猪潲喂猪要用煤。煤不够用怎么办，去捡煤渣当煤烧是别无选择的办法。

１９６２年秋，我被长沙市第七中录取，被分到初８０班。同时被七中录取的还有同学张建民，我们同在一个班。据说，长沙第七中学已改为长沙一中开福中学，学校仍在德雅路４８２号。当年，整个四方坪也就只有我们两人考上了中学。长沙市七中位于德雅村和烈士公园北门中间，离我家有五公里之遥。家穷无钱住校，只能通学，也就是全靠两条腿走路去上学。

下午放学回来的第一件事是备足喂猪的青饲料即各种猪可吃的野菜，草，丢弃的菜叶等。接着就吃餐烂巴饭（米少水多）和水煮熟的疏菜，拿着捡煤渣的工具、带着大弟黄树庚一起朝目的地走去，约走２里地到浏阳河路的公交３路车的招呼站对面。那里是湖南日用化工厂倒炉渣的地方。

湖南日用化工厂当时生产的肥皂，牙膏供应给整个湘中和湘北地区，例如马头牌肥皂和中华牌牙膏、叶绿素牙膏等都非常有名，深受家家户户欢迎。

这地方是一处山坡，山坡顶上是湖南日用化工厂的锅炉房。每当工人交接班的时候，就会将炉内的炉渣用斗车装了从山坡上往下倒。这时是我们战斗最激烈的时候。因为来捡煤渣的人大大小小，男男女女有十几二十个，大家都要在此刻抢到最优质的资源。人人都拿着各自的工具在火红炉渣中来回跑动、抢夺自认为有价值的炉渣。在这轮抢夺中，一不留神不是被炉渣划破脚上的皮就是被火红的炉渣烫伤腿。我的腿上常年有十多处伤痕，直到入伍后医生给我打了几针，伤口才全愈。

抢完炉渣后，各人到各自堆放炉渣的地方，左手拿着煤油灯挑选已成焦炭的煤渣。在众多捡煤渣的人中，我是技艺最高的。我能在火红的炉渣中抢到最优的资源，也就是焦炭最多的炉渣。别人是从炉渣中选焦炭，我是从焦炭中选炉渣。我手抓一下就知道是炉渣还是煤渣。每天，我和弟弟捡的煤渣最多，无法自己挑回家。树庚弟就拿着一把三角扒子先回家，喊父亲挑担箩筐来挑煤渣回去。我就留下选掉煤渣中的炉渣。这样来回折腾下来，树庚弟一般能在１２点前睡，我只能到凌晨１点后睡。那几年，我从头至脚总有洗不完的煤灰、被人戏称之为“黑皮”。

捡回来的煤渣都堆放在我和娭毑住的房间里，足足堆了半个房间。我们家用煤量也大。父亲在中间房里挖个洞，洞中放炉桥，洞下挖个掏煤灰的口。灶口可放锅炒菜，用得最多的是那口生铁炉锅。生铁炉锅比较高大，也很重，是用来蒸饭的。那个年代，粮食定量，吃不饱。为了节约粮食，我们把米放在一个盆里，水多米少，蒸出来是烂巴饭，每人可以分一饭碗。

生铁炉锅里放水，水里放几片瓷瓦片，水上面放一个架子，蒸饭的盆就放在架子上，盖上锅盖。水开时就能听到瓷瓦片在水中翻滚时撞击炉锅的响声。如果没有响声了，说明炉锅里的水蒸干了，饭也蒸熟了。

这种灶叫地炉子，灶塘里一次能装５、６斤“煤炭”。一天能烧掉我们从煤渣中捡回的２０多斤“煤炭”。煮猪潲的灶也是烧这种“煤炭”，耗量更大，我们每天必需去捡这种煤炭，才能保证天天有煤烧，而且还有剩余。

早上５点左右我又得起床，用这个炉灶子蒸全家人的早饭。饭蒸好后，我就按我的定量吃一碗，再按定量装一碗到饭盒里。据说，这个饭盒还是父亲捡来的，曾是日本鬼子用的饭盒。菜都是昨晚做好的，装点菜到饭盒。然后就提着饭盒，背着书包朝长沙市第七中学跑去。由于路程太远，按时到校的次数少，迟到的次数多。

每到冬天，早上带去的饭，到中午吃就很冷。就这样坚持读完了三个寒暑的初中学业，还考上了高中。

从左至右，前排：黄秋香、杨淑华（母亲）、黄桂香。后排：黄有明、黄国强

四，推板车的无奈：

上世纪６０年代，不仅公路少、质量差，而且汽车少、运输工具落后。公路运输基本是靠人拉板车。所谓拖板车，是用一根短扁担，扁担两端各打个小孔，穿进绳子套住板车的两个把手。拖车的时候，调整好绳子的长度，扁担背在肩上，两手各握住两个车把手，用手抬起车，两脚蹬地向前走，车就拖起来了，这就叫拖板车。那时板车的两个轮子是木头做的，用一块长条型的厚橡胶皮订一圈车轮。用这种板车装货后拖起来非常吃力。上世纪６０年代后期，木轮板车改成了胶轮板车。车轮如同现在的山地自行车，是一种钢圈。钢圈加上可以充气的胶胎轮，车轴里有钢珠，手把上装有刹车。这种胶轮板车可装一千多斤货物，拖着走平地和下坡比较省力，但上坡时仍要人在后面推。

在吃不饱饭的那几年，爸爸却承担起生产队拖板车运货的工作，如：去粮库给食堂拉米，去碾米厂拖运谷壳给食堂作燃料。他用的是木轮板车，这工作是又苦又累，流大汗，出大力的工作。工作量大，吃饭也多。他饭不够吃，妈妈就多煮些瓜菜让他吃。

我就利用空闲时给他推车。在我记忆中，爸爸那时很有力气，一百多斤一袋的大米，随随便便就能抗起放到板车上。板车要装千多斤货物，拖着板车走平地时也很费力，但上坡时就更吃力，需要有人在车后面推。这时我就要在后面用力推车。下坡时，就要根据坡度的大小，适当用力在后拉车。

有时我也通过给别人推板车挣点小钱。那时，在浏阳河和丝茅冲，德雅村这一带公路上，上坡比较多，很多拖板车的工人需要人帮他推上坡。我们那时是１２、１３岁的小孩，帮人推一个上坡也能挣２、３分钱。一天也能挣２、３毛钱左右。

有一次，在黑石渡附近有个拖红砖的人，要我给他推车推到１６３医院。他说浏阳河一上岸就是医院。那知上岸后还走了很远的路才到他卸砖的地方，整整花了一下午的时间。拖车的人说他不回去了，要我自己回去。回去要坐船过浏阳河，过渡费要３分钱。为了省这３分钱，船还没停稳，我就纵身跳到岸上，拔腿就跑。

回到家，天都黑了。妈妈问我为什么这么晚才回家。我把情况说了一片。妈妈说，望山跑死马，看似不远，至少也有１５、６里远，以后不要推过河的车。

六，发洪水的惊与险：

大概是１９６３年上半年，约端午节左右的时候，浏阳河涨大水，随时都可能垮堤。生产大队要求各家各户做好应对被洪水淹的准备。爸爸根据要求，把家里的家具用绳子将家具相互捆着连起来，免得洪水来时被水冲走，还在家门前挖一个洞，把煤炭等埋起来，门窗都打开，做好逃难的准备。

那年的水涨得很吓人，两岸的人都很紧张。我放学后没直接回家而是跑到浏阳河堤上看洪水去了。父母和娭毑急得不得了，我回去后被他们狠狠地骂了一顿。

终于，对岸的堤没承受住大水的压力，率先垮了一个大口子，解除了我们这边的危险。洪水咆哮地冲出河堤，将河堤下的鸭子铺一带变成了汪洋大海。一片一片的房屋在滚滚的洪水中瞬间倒塌，猪、牛等牲畜冲得到处乱漂。洪水冲过之处，真是惨不忍睹。这是我第一次，也是至今唯一一次见到洪水冲垮堤岸的场景。

为了防洪，年年都要修防洪堤。没有机械设备，全靠人挖肩挑，将附近的泥土挑去加固河堤。我也多次参加修防洪堤。我年龄小，个子又矮小，用簸箕挑几担后就挑不动了。挖土也很吃力，土硬了、挖不动，土黏了又装不进簸箕，很是无奈，免不了偷懒磨阳工。其实，大人们也差不多，他们将一担泥土从堤底挑到堤上面，非常费力，特别那几年粮食不够吃，人人都没吃饱，那有力气做这种重活。河堤年年修，年年没修好。在读初二时，学校也组织我们去长沙市郊区的一个叫“东顿渡”地方修浏阳河防洪堤。老师知道我力气不大，不适合挖土挑泥，就安排我去食堂帮做饭。有个同学叫张厚根，牛高马大的，要我蒸饭时，多放点米在他碗里。此事后来被班主任老师徐裕豪知道了，她狠狠地批评了我一顿。

七，全家遭病的苦难：

１９６４年，全国的困难局面有了很大改善，但我们家还处于很困难的时期。当时，全家有九口人即：娭毑甘菊华、父亲黄连生、母亲杨淑华、我和大弟黄树庚、二弟黄国强、三弟黄有名以及大妹黄桂香、小妹黄秋香。那年的暑假，家里自留地上的南瓜，东瓜，苦瓜，丝瓜，豆角等蔬菜长势良好。父亲白天在生产队出工，早晚打理打理自留地。虽然日子过得艰苦，但心中仍充满着希望。

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在这年的夏天。全家人除我外，都生病了。奶奶全身长很多痱子。母亲背上生一个背疮，肿得很大，不断地流着脓和血。父亲嘴生个疔、脸和头全肿起。弟弟妹妹身上都不同程度的长了大大小小的疱疖，有的生在头上，有的长在胸前。

父亲带着弟妹们去找治疗疔疖类的医生看病。因为没钱，一般都是去开福寺找僧人免费看病。父亲嘴上的疔主要是敷草药，但效果不好，差点成了败血症。还是去医院打了几针青霉素才治好的。

僧人治疗疱疖的方法更原始，等疱疖里的脓长满后，用刀划开疱疖，挤出疱疖里的脓和血，消炎处理一下，过几天也就好了。弟妹们长大后，有的在胸前，有的在头上都留下了疤痕。

我陪着妈妈去丝茅冲、上大龙以及小午门等地诊所或医院看病。妈妈那时无法行走，我就找来一辆木轮板车，车上放块门板，门板上放床烂棉被和枕头。妈妈就伏卧在棉被上，我就用板车拖着妈妈去看病。

上午去的时候还好，天气较凉，我也有点力气拖得动板车。看完病回家时就要命了。太阳大，我也没了力气，肚子又饿。妈妈非常痛苦地伏卧在板车上，我拖着车，高一脚低一脚地，弯着腰艰难地向前走。若遇上坡，我就走不动了。

路人见了我们母子这种情况，都非常同情，纷纷帮我拖车。有的路人了解了我母子的情况后还流下了眼泪，再三嘱咐我一路要注意安全。

我回到家里安顿好妈妈后，又去自留地里给菜浇水。我穿条短裤，打着赤膊，戴顶草帽，挑担水桶，从菜地边水塘挑水浇地。每天要挑５０多担水才能把地浇完，我背上的皮被太阳嗮得脱了一层又一层。那年地里的瓜果蔬菜长的很好，成了全家人充饥度荒年，并能救命的唯一物资来源。

经过两个多月疾病的折磨，家人们的身体逐渐恢复了健康，我们家恢复了正常的生活状态。

八，跌宕起伏的６５年：

１９６５年至今，已有５９年了，明年就是６０年。现在回想起来，这一年在我人生的历程中却有着非常丰富的内容。

１９６４年夏开始，我们所在的长沙市郊区上大龙公社在福安大队开展了农村四清工作即“清账目、清仓库、清财物。清工分”。凡当过生产队队长，会计，记工员，妇女队长的都列入了四不清的对象。刚好那年，妈妈挂了个妇女队长的职务，即成了“四不清”的对象。

这年，我进入了初中三年级的最后一学期，即将完成初中学业，进入一个新的阶段。但新学期伊始，本是一件高兴的事，我却高兴不起来。

因为当时福安生产大队的某负责人就弄了一个妖蛾子，借开展“四清运动”的机会，给长沙市第七中去了封函。说时任生产队妇女队长的妈妈是四不清干部，要求学校停了我的助学金。这意味着我要自己筹钱来交学费。不然的话就完成不了初中学业。百般无奈之下，求助远在衡阳的叔叔黄亮臣，寄给我１０块钱交学费。此事我向驻队四清工作队的人员讲了，初中毕业时，学校又将学费钱返还给了我。

幸运的是这年，部队在初、高中毕业生中进行飞行员招生工作，我也和全校同学一道报名应招。经市级招生办几次体检和政审后，七中几百名学生中，最后只剩下我和李振明两个人进入省级复审。在复审过程中，我和李振明都被刷了下来。我被刷下的原因是身高、体重不合格，失去了当飞行学员的资格。

初中毕业的夏天，学校还安排我们去望城县的靖港农村参加“双抢”劳动，即农村的夏收夏种。因为我们没拿到毕业证和高中的录取通知书，不得不服从学校的安排。

从靖港回来后，我拿到了七中颁发初中毕业证书，后又收到了长沙市九中的录取通知书。

在初中毕业填报志愿时，班主任老师徐裕豪说，我家比较贫困，应早点参加工作，建议我填长沙市邮电学校。后来，因为我是农村户口，又改为普高，又一次失去了读书的资格。

拿到录取通知书后，我默默地将录取通知书收起来，融入面朝黄土背朝天的种菜劳作中。我知道帮助父母增加收入，减轻家庭的困难是我当时唯一的选择。那年的暑假我无奈地成为了一名社员，参加生产队的劳动以获取报酬。但我心中并没有完全熄灭渴望读书的火苗。

按照长沙市九中录取通知书的要求，新生要在８月２８号至３０号到学校去报到。我于３１号早上，瞒着父母从四方坪步行十多里路来到长沙北站路的第九中，找到学校的教导处。

几十年过去了，也不知道这所学校还在不在，也没记住当时给我报名老师的姓名。经网上查找，“长沙市第九中学与二十二中合并，成了长沙天心区第一中学、后又改为雅礼书院中学”。我除了在这里有一次报到的经历外，与学校再无任何联系。

教导处正好有位女老师，应该是教导处主任。她问我来做什么的？我说我是新生，从四方坪步行了十几里路来报到的。她说，已过了报到期限，不报到了。我一听就很生气，说：不报到就不报到，反正家里穷，不让我读书。我今天还是瞒着父母来的，家里穷啊，解放了也读不起书。

正当我转身要走的时候，这位老师又把我叫住了，问我有没有一毛钱。我说：身上仅有一毛钱，是没坐公交车省下来的。这位老师很和气地要我填了几张表格并告诉我，说：我读书的学费、住宿费是全免的，伙食费免一半。要我拿着报到表先去总务领书，明天带好生活用品来上课读书。

我跟老师说：“住宿还是很难，家里不仅拿不出生活用品，更拿不出一半的生活费，要读书还只能回七中读通学”。我只这么一说，也没当回事。可过了３０年后的１９９５年，当年七中初８０班的同学胡范华无意中在她同事家中了解到我的情况，邀我参加了七中建校８０周年庆典。在庆典聚会上，班主任老师徐裕豪问我：“黄长庚，这３０年你到哪里去了，找你不到。那年市九中的老师还说你会来七中读书，我一直等你来，这一等就３０年”。这时我才知道九中的老师当年热心地为我做了一件好事。这件事又在徐老师心中挂念了３０年。

我领了学生证和一捆高一的书，心情沉重地回到了家。我知道读高中是没指望的，只是去报个到而已，说明我考上了高中。

不出所料，父母看到那捆书后问了问我。我把情况跟他们简述了一遍。他们无奈地说，家里还指望你成为一个劳动力，以减轻家里经济负担。你要去读书，家里既负担不起你的生活费，也无钱给你准备生活用品。

我又默默地将那捆书收了起来，一心一意地当农民。清早就去地里干活，如铲草，培土，栽菜，摘韭菜花等。从早干到晚，最要命的是挑粪。经常有船将城里人的粪通过浏阳河运来。每个生产队轮流去将船上的粪挑到菜地边的粪池里。我个子小，将一担粪从浏阳河的船上挑到堤岸都十分困难，何况还要挑３—４里地才到菜地边。别人一上午可挑４－－－５担，我挑一担还是父亲帮我挑的。不仅农活重，还不能完全吃饱饭，我感到人生的希望非常渺茫。

那年，四清运动仍在进行，我被生产大队的四清工作队抽去做四清工作。我的任务是去管教住在浏阳河边的一个地主。虽说我初中毕业生，还真不知道怎样去做这样的工作。只好学着大人的模样，隔三差五地去讲几句要老老实实接受改造之类的话。做这份工作又比整天干农活好很多。正在这时，碰到贵州某铜矿来生产大队招工，生产大队点了３个人去体检，我被列入其中。体检的结果吓我一跳，说肺部有问题，取消了招工资格。

我当时头都快炸了。难道我病了吗？我在此之前做过多次体检，如初中毕业体检，招飞行员体检，身体都是棒棒的，没任何问题。生产队的社员听了这消息，都怨我父母不该不让我去读书。我也情绪低落了许多。

生产队的社员们说，多吃大蒜仔可以治肺病。那段时间，父亲就买了许多大蒜仔回来，妈妈天天蒸大蒜仔给我吃。姨妈杨静带我去医院再照了一次Ｘ片，结果显示没问题。我和全家悬着的心才放了下来。

真所谓塞翁失马焉知非福。那两个被招去矿上工作的人，在矿上当了几年临时工后都跑了回来，仍回生产队劳动。据说他们差点死在矿上。

我和全家在平静的日子度过了两个来月。当时生产队的队长是杨仲明即杨五爹。有天，他把我喊到地边，对我说：“庚伢子，派出所的同志要我问你，要你参军去部队读书，你去不去？”我一听高兴极了，想都不想就答应“去”。

父母当时还有顾虑，总觉得好崽不当兵，好铁不打钉。我态度非常坚定，对父母说，参军我一定去。去部队不仅可以吃饱饭还可以继续读书，不要家里负担，还发津贴可以补贴家用。一人参军，全家光荣。保家卫国也是应该做的。

父母终于同意了，脸上露出了笑容。我独自一人去了位于杨家岭的长沙市郊区武装部办了入伍手续。因我在招飞时做过系统的体检，这次体检也不要再做了，直接领军装。在这里，我见到了一起参加招飞体检的同校同学李振明。

从左至右：黄桂香、黄长庚、黄树庚、黄有名、黄秋香。

武装部的干部要我们回家去将自己的衣服换下，穿上军装在家玩三天，然后到长沙八一路的省军区招待所。你们部队的首长在招待所带你们乘火车去部队。

我穿着军装，利用三天的时间在家陪陪爸妈。我知道这一走，３年５年难回家。隔壁的周娭毑送给我牙膏牙刷，姨妈送一支钢笔。爸爸妈妈不知费力多大的劲，送给我五斤全国粮票和一块五毛钱。

离开家那天，弟弟妹妹要送我，妈妈和娭毑都流着泪要送送我，我没让她们送。爸爸一直送我到浏阳河路的招呼站。爸爸这位七尺男子汉，当我登上公共汽车那一刻，他竟然流下了眼泪。

我这一走，时隔５年才有了探亲的机会。１９８４年底我从部队转业回地方，安排在衡阳市市直机关工作。因工作原因，回四方坪的时间也不多，心安之处即家园。

现在的四方坪已不是当年的四方坪，是繁华的四方坪，是长沙的不夜城，是我感到陌生的四方坪，也是我回不去的四方坪。

我这一走，也让我走上了一条让人羡慕的人生之路。无论如何，我在四方坪的八年，是永远难忘的八年，那里是我的根，是我人生的起点，是我心中难忘的风水宝地。